中译西 中文影视字幕的西班牙语翻译是如何运用的
来源:择校网 时间:2024-11-13 07:40:05
一、中国近代四大西书译介机构是什么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创办,为清朝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简称翻译馆,附设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兴办晚清最重要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最初设址在虹口,1867年扩大规模,遂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经徐寿、华蘅芳等人建议,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成立翻译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翻译西书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商务大臣盛宣怀于1898年奏请设立南洋公学与翻译院。翌年春,译书院在上海虹口成立(后迁提篮桥),聘张元济为院长。该院经费从公学捐款内拨用。聘请日本人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顾问,聘郑孝桎、孟森、杨志洵为校订,后又调来公学教师李维格、伍光建、黄国英、陈诸藻参加翻译工作。1902年,留学归来的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也曾来任译员。大量翻译日文书籍,并向社会上严复等人约稿。对译著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度量衡等译名加以统一,张元济亲自为《原富》一书编制英汉对照表,十分注意编校质量。1903年,转隶北洋,经费紧缩,停办。创立的三四年间,翻译出版书籍共13种,40余部,多数是军事书籍。重要的有《欧洲商业史》、《万国政治历史》、《英国文明史》,还有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一书,风行一时,后来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生命书局创办于1928年。周佛海、陶希圣创办,樊仲云主持。陈宝骅经理。出版《食货》半月刊、《社会与教育》月刊、《新生命》月刊。还出版《中国问题丛书》,收有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沙发诺夫著《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札亚尔著《中国经济大纲》;周谷城著《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严灵峰著《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朱其华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至1934年底,共出20多种。还出版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杨贤江)译,周佛海校,书前有陶希圣及译者序;乌里扬诺夫(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册,彭苇秋、杜畏云译,后出下册;胡愈之著《莫斯科印象记》等书。1937年歇业。正中书局创办于1933年,是国民党官办的出版机构。总局设在南京,负责人为陈立夫、吴秉常、叶溯中等,资本30万元。上海、杭州、重庆、北平、天津等地设有分局。上海分局地址在福州路384弄复兴里内,负责人王丰谷。又在河南中路泗泾路口设有门市部。抗日战争时期,总局迁往重庆,上海分局撤销。抗战胜利后,迁回的上海分局管理处、编辑部址在新乡路1号,印刷厂设在西康路。正中书局主要出版政治读物和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用书。由于受国民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扶持,其出版业务迅速发展。1935年出版物为139种,1936年增加到392种。出版了《中国青年丛书》(周佛海主编)、《正中科学知识丛书》(陈果夫、胡定安主编)、《时代丛书》、《国防教育丛书》、《当代名人传记丛书》(叶楚伧、陈立夫主编)、《外交丛书》(吴颂皋主编)、《童子军丛书》、《师范丛书》(陈立夫、薛元龙主编)等多种丛书。还出版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实为陈布雷执笔)、《中国之命运》,陈立夫的《唯生论》,吴原的《民族主义文艺论集》等图书。刊物有《时事月报》、《中国文艺》、《教与学》等10余种。在官方支持下,在重庆组织国定本教科书发行处,承供的教科书占23%,还享受各种优惠条件。解放后,总管理处及上海分局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二、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名著是
1、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班牙文学名著《魔侠传》
2、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两年后(1607年),英国人托马斯·谢尔顿(ThomasShelton)将之翻译为英文,这也是《堂吉诃德》的第一个翻译本。1922年,它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即林纾和陈家麟合作翻译的《魔侠传》(西万提斯:《魔侠传》,林纾、陈家麟,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2月初版,说部丛书第4集第18编,上
3、下两册。)。但是,作为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班牙文学名著《魔侠传》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在今天也被认为价值不大,因为只译了半部,因为是从英文转译的,更因为还是不懂外文的林纾与口译者合作译出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魔侠传》还原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它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仅是译者造成的,而可能是代表彼时翻译特点的一个典型个案。
4、我们先来谈谈《魔侠传》的问题。
5、首先,《魔侠传》只译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所以从整个中译本看来,除了滑稽可笑的闹剧之外,没有任何人文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精神存在。
6、第二,《魔侠传》看不出塞万提斯的叙事手法———比如,译本将小说改为只有一个叙事者,即全知全能的作者,这就取消了原著的现代性。塞万提斯“是第一位现代作家,他是小说复调形式的源头”。但是《魔侠传》没有将这种叙事特点表现出来。
7、第三,《魔侠传》略去了原文中与西班牙历史文化传统互文的语句。《堂吉诃德》最突出的语言风格之一体现在桑丘身上。他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张口就是西班牙谚语,而《魔侠传》将贯穿全书始终的主仆二人之间饶有趣味的对话全都译为第三人称叙述口吻,小说“双声复调”的风格被合为一个声部。
8、第四,除了删减之外,林译也随意增加了自己的观点。最显明的一例是,第一部第三十一章中(《魔侠传》第四段第四章)讲述男孩安德列斯再次遇见堂吉诃德,责怪堂吉诃德上次的多管闲事,不但没能救得了他,反而使他遭受了主人更加凶狠的毒打,而且连工钱都被扣下了,于是他诅咒堂吉诃德说,“上帝要叫您还有天底下所有的游侠骑士都不得好死”(p277)。而林纾在此改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并在括号之内加上自己的评论,“(吾于党人亦然。)”。
9、《魔侠传》的问题是事出有因的。自1612年谢尔顿(Shelton)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至1922年,已经出版过几种较好的译本。不过,莫特克斯(Motteux)本在英译本当中并非佳作。约翰·奥姆斯比(JohnOrmsby)在自己译本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评述它,莫特克斯(Motteux)本是由多人合译的,虽然是从西文直接译过来的,但是西班牙语的味道经过这么多人之后已经消失殆尽。尽管文字优雅得体,但是它把《堂吉诃德》仅仅当成一部滑稽作品。莫特克斯本的译者们试图以伦敦英语的浮躁和油滑加强《堂吉诃德》的幽默,这不仅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对原著精神的篡改。当时口译者陈家麟极有可能选的就是莫特克斯(Motteux)的“杂译本”。虽然,奥姆斯比对莫特克斯(Motteux)本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后者把《堂吉诃德》仅仅译作一本滑稽小说。但是,在19世纪之前,世人对《堂吉诃德》的接受基本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所以也不是莫特克斯(Motteux)特别具有的坏处。直到1860年屠格涅夫还批判俄国读者只把堂吉诃德当做滑稽家。但英译本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林纾对《堂吉诃德》的理解。他似乎没有把它当做是和《茶花女》、《艾凡赫》、《大卫·科波菲尔》、《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等那些他曾经倾力翻译、热情推崇的许多名著一样来看待。
10、还需要指出的是,《魔侠传》它是林纾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作品。后期林译小说,被钱钟书先生称为“老笔颓唐”,而且“态度显得随便”,甚至有些“漠不关心”,译作中再难见到序、跋、题诗、按语、评语等等,也很少表达自己对所译作品的见解;与前期那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充满自信的林纾判若两人。钱钟书先生认为“林纾六十岁后没精打采的译笔”将“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译得“死气沉沉、支离纠绕”。当然,杰出的英译者奥姆斯比也承认“事实上,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难以有令人完全满意的译本出现,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谚语几乎无法把握,不可译的词语成千上万,更重要的原因是,《堂吉诃德》的幽默韵味主要归功于它的警句式的洗练简洁,而那是西班牙语特有的,其他语言只能隔着一层进行模仿”。所以《魔侠传》与原著的风格“不对等”,也并非中国译者特别的无能,而实在是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更何况,1922年的林纾,晚景凄凉,又如何能有心情体会塞万提斯的奇思妙想和妙语连珠呢?
11、最后,考察《魔侠传》还不应该漏掉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林纾合作的口译者陈家麟(字黻卿,直隶静海人)。他是与林纾合作翻译作品最多的口译者,除未刊10种之外,还有单行本58种。总的来说,陈家麟在林纾的合作者中,既不及王寿昌文学素养深厚,又不如魏易英文好,虽说二人合译最多,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错误也较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合作成果中,比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都译成小说;而且所译中有大部分是三流作品。口译者的水平高下直接影响到林译小说的质量。陈家麟是后期林纾最主要的合作者,但是那也正是林纾的翻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而《魔侠传》恰恰是二人此时合作的结果。
12、金克木在评论《魔侠传》时说,“林译出来,毫无动静”。由于《魔侠传》的上述特点,所以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直接接受了它的影响。彼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膜拜塞万提斯。与《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引起广泛阅读和反响的林译小说比起来,《魔侠传》得到的只是寂寞无声。当然,1922年的林纾已经被新文化运动席卷过的文化思想界视为一个老朽落伍之人,白话翻译小说已成主流,谁还会去阅读一个根本不懂外语的“翻译家”以文言译就的“古董”呢?
13、其次,作为讽刺小说的《堂吉诃德》嘉年华式的闹剧风格,并不符合五四后文坛的时尚,也就无法赢得大批读者。当时五四小说已经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引领新风新雨,各种新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最怕“落伍”二字。既如此,一种被打倒批臭了的小说类型,包括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种曾经在晚清文坛引领风骚、产量丰沛的小说类型很快被清理出文化精英的视野之外。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堂吉诃德》虽是外国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又如何能俘获读者芳心?
14、《魔侠传》虽以“魔侠”为名,但既非武侠也不言情,既不黑幕也不科幻,它所讽刺批判的是距离中国人过于陌生和遥远的骑士文学,无法直接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它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时代中被视为“封建遗老”的林纾以文言译就的,即使它如前期林译小说一般优秀,也无法再现彼时“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震撼与冲击。无论是林纾(林译小说),还是《魔侠传》所标示的闹剧式的讽刺小说类型,它的故事、它的文字风格、它的篇章结构,既无法满足学习西方变革中国文学的五四精英们的迫切诉求,也无法满足市民层读者群的消遣娱乐心理。就这样在不新不旧的尴尬中,《堂吉诃德》来到了中国。
三、中文影视字幕的西班牙语翻译是如何运用的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尽管我国已经译制了大批西班牙语国家影视作品,并有进一步扩大“引进来”的趋势,然而从中文外译入西班牙文的影视字幕翻译仍是尚待研发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不仅翻译作品稀少、选材受局限、缺乏大众传播性,而且翻译制作尚无统一规范,译制质量参差不齐,相关翻译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更是鲜有问津。在字幕汉西翻译研究的初级阶段,有必要对该研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进行初步探讨和确立,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进一步深入铺设基础。
一、字幕翻译在中国影视作品西班牙语翻译中的比较优势
众所周知,影视翻译的手段针对不同的接受人群和不同制作方式分为近十种,例如:同步字幕、舞台边幕、旁白、多语种可选声道、配音等等。这其中惯用的方式便是字幕和配音。虽然影视翻译在中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影视产品互译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均尚待探寻和完善,特别是从汉到西的翻译方向。时至今日,在仅有的一些中国影视产品的西文译本中,西语国家观众的偏爱始终是字幕翻译版本,它对从业人员和制片方来说也是效率较高、收益较好的影视产品外译运行模式。基于此分析,研究需要从经济效益、工作周期、对原作的保护和影视呈现效果等多方面对字幕优势做更全面和具体的分析。
二、影视语言和字幕语言的特点以及以西班牙语译出和制作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本规范
目前,国内译制的大部分中国的西班牙语字幕片质量不高,根源在于电视台或者片商的一线字幕译者手中缺乏关于译入语字幕语言表达和书写规范的工作纲领。例如:
1.西文译文不仅要达到文字上的流畅,还必须贴近生活、易于上口,符合西语观众的语言习惯。
2.字幕过快的闪现令观众目不暇接,顾此失彼。西文字幕的停留时间不得低于一秒半,最长不超过七秒钟。
3.影视作品中非语言和准语言的多种视听手段以形象语言编码并传递给观众,都在和字幕共同承担着诠释影视原作的重任,译者必须识别这些非语言或准语言信息并充当文化中介,在中文原语文化中努力找寻它们的特殊内涵并通过目的语将其在翻译中构建和显现,让字幕译文与影视片发出的多重视听元素紧密互动,交相辉映。
4.西语国家对于字幕的西语呈现形式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例如:字体、划线、标点、斜体、大写、缩略语、多种颜色标记,文字位置等等。在字幕的汉西翻译研究中,必须将西班牙语字幕的书写规范和语法要求做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将其应用于实践研究和实践活动。
5.字幕制作在观众阅读速度上的考量:字幕制作软件通常设定每行字数的上限。普遍规范要求每行西文字幕停留四秒左右,两行停留六秒钟。目标观众的阅读节奏决定西班牙语字幕的停留时间。所以,有必要全面整理和深入调研我国和西语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普遍遵循和认可的影视字幕翻译准则和翻译实践方面的协定,尽快建立我国在该行业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字幕实践活动纲领性文件,为构建质量控制体系提供有力支持,通过高质量译制经典中国影视作品,促进中国文化经典外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影视剧中译西的实践情况
通过对我国汉西影视翻译行业专职人员的调查问卷和数据定量分析,统计出目前在中西影视字幕中处理跨文化要素时的普遍而常见的难点问题,以及他们在日常翻译工作中面对中西文化障碍甚至文化空缺的惯例解决方案,并进行归类整理。
四、中国古装影视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和接受情况
时至今日,中文影视作品具有西译版本的类型还基本局限于早期功夫题材的动作电影,而能够反映真实中国文化、历史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视作品鲜有传播途径。另外,其中大多译制以配音形式出现,译本几乎令原作面目全非。西语观众尽管对中国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颇感兴趣,但苦于低水平的翻译制作,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
五、我国古装影视作品西班牙语字幕翻译策略探究
1.以中西现当代经典翻译学理论学派、影视翻译学理论、后现代翻译思想以及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翻译理论研究为基础,扩展并夯实本项目实践研究的相关语用理论框架。
2.构建实践分析语料库和翻译案例的二语平行分析模式,逐一具体分析其来源背景、翻译目的和翻译解决方案,特别是这些古装影视作品内频繁出现的特有文化信息和概念,如何转化为与汉语语际距离和文化差异极为突出的西班牙语,通过何等翻译技巧和跨文化处理方法,最终以字幕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之上,并被西班牙语目标观众所接受和理解。
3.统计整理相关我国古装影视作品文化要素在西语字幕处理中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和宏观策略。具体探讨在翻译过程中,针对汉西双语语法语用的明显差别和中西世界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在影视产品大众娱乐性的导向和字幕规则的多重限制之下,如何解决语域定位、话语选取、词汇搭配、修辞风格等具体而重要的问题。
我国影视作品尤其是古装影视作品向西班牙语译制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语言和独有文化在西班牙文语法体系、语用习惯、背景文化,特别是其字幕制作规则等多方面条件限制之下的翻译方法和跨文化处理策略的确立,已经成为当下我们从事汉西影视翻译研究需要面对的一项重点课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在中西翻译学经典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深入而具体的实践调研与案例分析,争取为该领域的翻译实践工作提供合理可行的参考规范和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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