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天学院 江西南天学院有谁了解

一、江西南天学院有谁了解

江西蓝天学院创办于 1994年，坐落在享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美誉的江西省省会南昌市，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面向全国招生，纳入国家统招计划。学院经过十余年发展，现已形成了以工科为主，涵盖文、经、管、艺、教、法、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办学以来，为社会培养了8万余名应用型技术和管理人才，多次荣获国家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三次荣获国家教育部授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称号，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教育工会先进单位”、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学院现拥有瑶湖和京东两个校区，占地面积2210亩，校舍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教学设施先进。已建成计算机中心、电子电工电信中心、现代制造技术中心、艺术设计与制作中心、汽车技术中心、护理实训中心、服装设计制作中心、汽车驾驶培训中心、基础实验中心等各类实验中心和实训基地120余个，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1.7亿元。千兆校园网直接进入教学楼和学生公寓。一流的大型数字化图书馆藏书109万册、电子图书50万册，订有期刊2000多种。学院建有三个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塑胶田径场和多个室内外文体场馆。学院现有教师2300余人，设有22个系（部），拥有全日制统招生2万余人，是江西省在校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民办高校。

二、中国四大学院

应天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

五代后晋时期，宋州虞城(今河南省虞城)人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创办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书院得以发展。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当时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天下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州(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富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建立了书院。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这是范仲淹在执掌应天书院时所作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足见当年应天书院的博雅学风和恢弘气势。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二十四日，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兴学之始。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诏赐应天府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应天书院成为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应天书院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人才辈出而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宋兴，天下州府有学始此"。元代赵孟瞓更是在《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五代时期，智璇等二僧在岳麓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被毁。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名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

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延佑元年(1314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至正十八年(1368年)，岳麓书院毁于战火。宣德七年(1432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成化五年(1469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弘治七年(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4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同治七年(1868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

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1988年，岳麓书院(清代)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岳麓书院内设有博物馆，藏品丰富。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观，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白鹿洞书院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后又与江西吉安的白鹭洲书院、江西铅山的鹅湖书院、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新中国成立后，白鹿洞书院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各级政府先后拨巨款进行三次大的维修，再度兴盛。1959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后世几百年，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海外的日本、南韩及东南亚一带，白鹿洞书院誉享海外。

截至2012年，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唐代时，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因李渤先生养了一只白鹿，出入跟随，人称白鹿先生。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长庆年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白鹿洞创建台榭，从此白鹿洞名重一时，逐渐成为四乡文人往来之地。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南唐升元四年，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978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九经》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为了振兴白鹿洞书院事业，苦心经营，原故址上修建了十间房屋,并定名为:"白鹿洞之书堂"。

南宋淳熙六年，朱熹任南康知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奏请孝宗批准赐"白鹿书院"额及御书，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兴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还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此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清朝时期，康熙赐给白鹿洞书院匾额及古书后，南康知府周灿向皇帝请建了两座两层建筑。

宣统二年(1910年)，白鹿洞书院改为高等林业学堂。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鹿洞书院经过多次维修整理。

1959年，白鹿洞书院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白鹿洞书院(清代)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唐代改为嵩阳观。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游嵩山时，闭为行宫，名曰"奉天宫"。书院著名的唐代遗迹、重达80多吨重的"大唐碑"(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为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五代后周改建为太乙书院。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改为"太室书院"，赐印本《九经》。宋景佑二年(1035年)，赐名嵩阳书院。

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范纯仁等很多名儒。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九卷至二十一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完成的。

北宋末年，嵩阳书院因战乱被废。

2010年8月1日，嵩阳书院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子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上。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衡州秀才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建立之雏型。北宋宋景祜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赐"石鼓书院"敕额。

石鼓书院是一座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数年，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建石鼓书院。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一为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由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

问津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门前流淌着微波荡漾的孔子河。孔叹桥、坐石、桀溺畈、晒书山等一系列历史遗迹记录着千年前先贤在这里"问津寻路"，探求人生渡口与济世之路的经典故事。问津书院因《论语》中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典故而得名，始建于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前122年间，由西汉淮南王刘安修建，南宋以前称为孔子庙，南宋末年龙仁夫在此首创书院，传播儒学文化，文人荟萃，硕学鸿儒登坛授业。唐代杜牧，宋代孟珙、朱熹，元代龙仁夫、吴澄，明代王阳明等诸位大儒都曾亲临书院，讲学布道。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炎黄儒学研究会会长黄钊认为，今新洲境内的"问津书院"，亦是当时著名书院之一。清代学者王封澍评曰:"问津与岳麓、濂溪皆在楚服，鼎峙而三"。肯定"问津书院"是楚地三大书院之一，可与岳麓、濂溪等书院相比美。亦有学者称它可与"白鹿洞、鹅湖、东林、首善、岳麓诸书院相颉颃";名儒朱试曾将江西南昌之"澹祠书院"与"问津书院"并提，曰"澹祠，问津相望，彼此主持正学，俾江楚俨然邹鲁。"清人曹翰《问津书院赋》赞曰:"不独'岳麓'、'嵩阳'不可及，亦非'鹅湖'、'鹿洞'所能及"。这都说明"问津书院"在我国书院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在当时可以说居全国书院之冠。

三、海判南天的“海判南天”的历史谜团

1、“海判南天”的刻写者到底一个人还是三个人？“清朝钦差大臣苗曹汤”到底是不是“三个人大人”的合姓？

2、持此论者依据的思路是，先以宋锦《崖州志》的“京差三大人”为支点，设定刻石的是三位钦差。然后，从各种资料中去搜索三个与姓氏相关的人名。果然，找到了苗寿(受)、西洋人汤尚贤，可以利用；姓曹的找不到，那就说他是满洲人绰代尔。“绰”、“曹”音近，是海南土语搞错了。有了对象，那就分别去找他们的活动，看看他们是否参加“皇舆全览图”的测量活动。恰好，他们都符合条件。而且，他们分别到过广西、江西、广东。海南当时属广东省，他们必然来海南，来到天涯下马岭刻石(有宋志为证)。刻石干什么？为了测量，为了立一个“南极”标志。为证实立此标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推断是将一块巨大的石头，剖开来刻字在上面。论者引述各种经纬度测量、三角测量、埋石为志等等资料，都是为了证实设置这一全国性标志的必要而罗列的。康熙时代的史料找不到，就拿出光绪年代的“条例”作代用品，而且断定是康熙时代已经用过了。这些过程被描述得曲曲折折，富有想象力，但历史的真相如何？思路清晰的周德光先生提出商榷意见，也阐述了自己鲜明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解开历史的谜团：

3、周先生说，首先，“苗曹汤三大人”怎么解读？我的理解是，“苗曹汤”只能是一个人，而不是三个人。将一个汉人、一个满人和一个西洋人拼装在一起，以“姓”代“人”的行文方式，古文没有先例。如果是三个人，则不可能同时都是平起平坐可以捏作一个人的钦差；如果是三个人，则苗曹汤应是地位最高的代表者。所以，只点他的名字而略去二位，这等于我们今天说的苗曹汤等三大人。古人行文类似这样的例式往往省去“等”字，而只是点出代表者。是故上文有“三大人”，而下文只说大人到“州东下马岭刻石”，“三”字略去了(见宋《崖州志》)。其次，说钦差苗、曹、汤刻石，而“曹”又是“绰”的音近误，是海南土音造成的。

4、“钦差刻石，海南草民岂能参与？钦差把自己的姓都刻错了，还像话吗？是不是宋锦修志时听别人传错了？不对。明明说的是刻石啊！如果别人讹传，那只说明刻石不存在，或者别人虚刻虚传。但这一来，作者引用《崖州志》‘三大人’的这一段话，不就给自己否定了吗？力图证明的三位钦差剖开一个大石头在上面刻下南极标志的神话不就破灭了吗？再说，如果钦差确是三人，而地方官员却拼作一人，那不论是修乾隆《崖州志》的宋锦，还是修光绪《崖州志》的钟元棣、张隽等，他们不怕清朝的文字狱吗？劾你一个‘大不敬’，你可吃得消？”

5、周德光一连串的设问，一点点揭开历史的面纱。他拿出自己多年考证的材料说明，很清楚的一点是，宋锦《崖州志》明明说是“大人巡边到此”，可是到了现在某些人的笔中，“巡边”就改作“测量”了。我们都知道，“巡边”钦差是代表皇权怀远安边、招安息乱的，肩负政治任务。“依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以上的推断都不成立，则‘三大人苗曹汤’的‘三’字，可能是笔误衍文。到底该《志》书是手书石印本，难免出差错也。与‘京差三大人’同页的下文，有‘监生邢克善入黎取花梨木’的记述，其中，‘入黎’二字就误作‘八黎’，这便是一个例子。即使是考订《崖州志》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也曾出现知识上的硬伤，这在学术上引起的论争，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周德光先生恳切地说。“海判南天”是清朝“皇舆全览图”的测量活动的结果还是秉承着天涯文化情结，只是中国文人另一处抒写人生感怀的载体？

6、有观点说，“海判南天”刻石群确实是康熙绘制《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永久性的标志，属于“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必须永久保存”的范围，是三位钦差特地剖开一个大石头刻字在上面，以之作为南极标志以便于测量地图的。对于这一新近冒出来的观点，对天涯文化潜心研究几十年并有著述出版的周德光先生显得非常认真地说：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而从实际来看，我认为既没有这种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他质问：不剖开大石头就不能做标志，就不能测量？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既然认为“海判南天”刻石群确实是康熙绘制《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永久性的标志，属于“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必须永久保存”的范围，那为什么在康熙以后的府、州、县各种版本志书中，没有任何一例给天涯下马岭留下过一点符号？这帮地方官员为何敢对“上谕”如此轻忽？周先生向我展示一份清道光辛丑年张岳崧修的《琼州府志》所载的《琼州府总图》，该志所本的是康熙《牛志》、《贾志》和乾隆二十九年《萧志》，即清代道光以前《琼州府志》之总和。然而，从附图上看不出“天涯海角”是“南极”，那儿向内凹进，一点什么标识都无。

7、“至于说石头是剖开的，这只能是当代人的臆测。怎么破？用什么技术？用什么工具？什么手段？用火，用电，用凿，用钎，用锯，用斧或者用手掰开？这项工程要花多少时间？钦差大人要依限出巡，依限奉覆，他有这个时间吗？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不追究。如果我们相信现代科学，我只想到要请土石地理专家来测析，看看石头是天然的，还是剖开的？”多次观瞻“海判南天”并随文博专家做田野调查的周德光先生，以他的实证考察和丰富的文史知识，向我们层层剥开潜藏在深处的历史云雾，令人为之折服。

8、2012年3月23日上午举行的“海判南天”与康熙时代的天文大地测量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中国古代天文大地测量崖州遗迹“海判南天”石刻标志揭幕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社社长刘晓群介绍，“海判南天”石刻是天涯海角游览区最早的摩崖石刻，由于光绪《崖州志》记载过于简略，其来历一直是个谜，“海判南天”的考证也备受争议。后经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海判南天”所蕴含的天文“密码”逐渐被解开。经学术界研究，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清代进行全国天文大地测量。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冬至），钦差钦天监五官正苗受、理藩院绰尔代、法国耶稣会士汤尚贤奉康熙皇帝旨意在现在天涯海角景区所在地的观测点剖立“海判南天”石刻，剖开石面一面指示冬至正午太阳高度，“海判南天”石面指示北极高度。“海判南天”的北极高度为18度13分，每年冬至之日正午可见太阳高度与石面重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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