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第三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学术研讨会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时间：2024-12-21 20:24:46

11月16日，浙江工商大学在杭州举办第三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学术研讨会。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宋凌云线上出席开幕式并提出工作建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郭华巍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15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90余家单位机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郭华巍表示，此次研讨会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理解“两个结合”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也为坚守好理论创新的文脉和根脉，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的平台。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围绕“两个结合”的理论阐述与实践要求，他提出三个建议：一要深刻领会“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内在统一性，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工作；二要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加快构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三要充分发挥浙江独特人文优势，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作出浙江的先行探索。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指出，此次研讨会为深化“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一直以来，浙江工商大学坚持“一马当先”，举全校之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支持马院申报全国重点马院，成果显著。学校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的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发布使命愿景红皮书，致力于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奋力建设“立足浙江、服务国家、贡献人类”的卓越大学。期待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同学校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浙江“两个先行”作出更大贡献。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王永贵对各位专家和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表示，此次论坛围绕“‘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展开深入研讨交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时代担当与学术作为，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发展、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在当前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中，学术阐释的创新要有效地跟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方面基础的夯实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促进学术创新，并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体系化、学理化方向发展。

本次论坛分主旨报告、主旨发言和青年论坛等环节。在论坛主旨报告环节，15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实践经验，从历史背景、理论创新、实践探索等多个角度就如何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与会者带来了宝贵的思想启迪，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专设的青年论坛环节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和交流经验的平台，会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青年学者围绕“两个结合”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展现了青年学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使命担当。

据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已发展成为全国性、高质量的学术品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学界反响热烈。本届论坛由《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求索》编辑部、《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浙江日报》理论部等参与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90余家单位和机构的专家参加，是一场全国性高规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次论坛的举办，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也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作出了积极贡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相关议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贡献力量。

论坛主旨报告集萃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在《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脉络、毛泽东革命实践的历史、百年党史的智慧中总结经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张国祚教授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当下中国发展的时代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任务落在我们这个新时代，论述了从马克思原理与中国现实“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张国祚教授还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个方面的精神内涵，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可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研究者开展“两个结合”研究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性和学理性。

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范希春在《关于“两个结合”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的一些思考》的报告中指出，本次会议以“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为主题，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契合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命题，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报告强调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时代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科学机理。第二，要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应注重“三个强化”，即强化学术性、学理性研究，强化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和强化跨学科、跨专业合作研究；注重“三个深化”，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关系研究，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性关系研究，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关系研究；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研究与宣传的辩证统一关系、学术性研究与学理性研究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理论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的辩证统一关系。报告最后提议由学校和科研机构组织跨院校、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综合性的合作研究，是实现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有效路径。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孙熙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与当代使命》的报告中指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选择和最终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三个和解”和“三个主人”的理论为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今天肩负的历史使命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真正做到“为人类求解放”；二是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让人民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三是真正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解、让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四是真正解决人与自身的矛盾，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五是积极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互鉴推动不同类型文明的发展，让世界变得更美丽，让各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在《“两个结合”与民族复兴》的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大变局大乱局，表现为“东升西降”的趋势，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制度性危机。西方国家面临长期经济停滞、金融泡沫巨大，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极化、党争不断，政治衰败现象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领域，西方思想界感受到明显瓦解感，主流思想、理念、理论无法解释当前困局，也提不出解决方案。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近代以来，中国曾从器物、制度和文化方面向西方学习，但均未能解决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最终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逐步完成“两个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湖南省社科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教授刘建武在《“第二个结合”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从国外传入中国的先进文化，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是文化的平等性，基础是文化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种深刻的化学反应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是两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李冉在《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一些思考》的报告中指出，“古今中西之争”不在于文化本身，也不在于文明本身，其实质在于一个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文明的复兴，其核心在于社会转型升级，文明复兴必须依靠现代化的成功为其奠基，文明复兴也为现代化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条件和思想条件。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够精准地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够精准地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不能站稳文明复兴之中的人民立场和进步立场，就不能区分我们厚重历史当中的糟粕和优秀。回望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在加速积聚，正日益显现出文明复兴的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玉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改革的方法论，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改革也要辨证施治”。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指导。她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相统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淑芹在《现代化的内生矛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疏解》报告中指出，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问题，是所有推进现代化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题。市场化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市场经济以劳动效率、创新能力以及生产要素贡献率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会因社会成员拥有的人力资源的差异性产生财富占有量的差异。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以效率为基础的激励分配原则所引发的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我国在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前提下，发挥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宏观调控作用，采取适当政策和措施，削弱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一是我国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二是我国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建构中，秉持社会正义原则，健全各方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实行全过程民主；我国加大对权力与资本的规制，避免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财富非法占有加剧贫富分化。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关锋在《“中国理论”与文化主体性》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中国理论”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从理论的出场、目标、核心诉求以及理论构建等多维度进行了阐述。他剖析了“中国理论”的出场逻辑及其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联系，并着重指出了总结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理论”具有理论自信和生产研究的双层指向意义，强调其基本诉求在于植根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并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相融合。最后，他指出，要提升理论自觉性，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坚持实践导向和守正创新，才能构建和彰显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立旭在《传统文化生命更新与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报告中指出，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动力的人文（文化）因素，并不是一种“原装”的、“尘封”的古代文化，或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而必然是一种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与新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等相融合的新文化。比如，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就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过程，从漫长的“上帝”统治人类的中世纪文化中脱胎而出，发展出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形态、西方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用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青卫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报告中指出，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共识，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提供文化依托，为推进世界文明繁荣进步注入发展动力。当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还存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较为薄弱、国际传播受众文化差异明显、国际传播舆论格局西强中弱、国际传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等现实困境。应对挑战宜从四方面着手：夯实底气支撑，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特色布局；尊重文化差异，规避国际传播受众矛盾冲突；破解舆论霸权，创新国际传播文化引领路径；强化风险应对，营造国际传播有利发展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原主任编辑肖伟光在《文化主体性视域下“第二个结合”的世界意义》报告中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灵魂”所在，是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逻辑起点。从实践范畴来看，文化主体性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从认识论范畴来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是中国人民焕发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前提所在；从价值维度来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对作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魂脉与根脉的高度自觉，是对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言必称希腊”“总想着‘西天取经’”的学徒心态，破除了“走向现代化=与传统割裂=失去文化主体性”的魔咒，跳出了西方文明一统天下、强势同化其他文明的历史惯性，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浙江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原副院长陈野在《文化主体性：文脉赓续新空间》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扛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法路径。一是要深入认识中华文脉的文化主体性。要坚定站稳中华民族文化立场，准确把握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有益元素，同时要秉持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建设立足于世界文明高地的中国价值体系，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二是以深度研究拓展赓续中华文脉的新空间。要聚焦重大文化特质，弘扬地域文化精神，建立起赓续中华文脉的知识体系和传承架构，同时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认识和剖析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张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独立性”及其实现》报告中指出，“精神独立性”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在自信之中守正创新的前提条件，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和价值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独立性”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在“现实实践”“对象化劳动”“世界历史”等唯物史观视野中进一步表达为精神独立根源的实践基础、发挥精神劳动的能动性以及精神自立自强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图景中，“精神独立性”在对主体性自觉、宏阔历史视野以及崇高精神的追求之中实现叙事展开。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俞祖华在《“两个结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谱系建构》报告中指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培育与建构伟大建党精神和以其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本途径。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一方面表明“自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另一方面表明时代大潮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塑造、升华了建党精神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升级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是两者贯通融合的产物。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浙江省首家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委宣传部部校共建的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首批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23年获批成为浙江省25个优势特色学科之一，是全省唯一入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软科排名位列前7%，分别位居全国第19名、18名。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入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学院正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工商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全力争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