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师大人】“既专又博”，他实现零的突破

11年前，吴汉全带领团队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为题，收获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其研究成果之一是201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26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借由这部专著，他将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收入囊中。

“研究者要努力取得新的成果，自身的学问也就有一个前后联系、不断提升的问题。”在吴汉全看来，从“学术史”到“学术通史”，仅一字之差，其涵义却大为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是从史学见地去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程，并总结学术演进的规律，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研究”则是从理论见地和“通史”的角度，说明需要先行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在考虑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中的主题主线、总体特征、重点难点、相关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问题，以及研究计划、学术准备、多卷本撰写目标、原则和相关专题研究等，而这些对我来说挑战都不小。”正值耳顺之年的吴汉全感慨道。

事实上，在2014年基本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一重大项目后，吴汉全就着手建构个人学术理论，力图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党史学研究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都仅仅是量上的积累，创制理论才能产生质的飞跃。”视建构理论为学者“思想之魂”的吴汉全，在由“史”的研究转向“论”的建构过程中，曾于2020年和2021年先后出版了《话语体系初论》《党史解释要论》等专著，随即引发学界高度关注，其中《党史解释要论》被誉为不仅“在史学视域中研究党史解释问题”，而且“立足于党史研究的成果来阐发党史解释理论”，并“构建了党史解释的学术体系”，成为创建党史解释学理论的开拓性著作。我国著名学者、中共历史学家、原国务院学位委员、原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张静如先生曾作序，称其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党史解释为研究对象的党史学理论专著，创设了党史解释学的理论体系，为党史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这本专著获评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除了《党史解释要论》，张静如先生还为吴汉全所著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政治史》《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等分别作序。

“吴汉全是非常勤奋的人，有一股子钻劲，不怕困难，再加上他原来的功底比较厚，对李大钊的著述十分熟悉，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他写出的博士论文《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还很像样子。”在千禧之年为《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所作的序言中，张静如如此评价学生吴汉全。而到了为130余万字的“大部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概论（1919-1949）》作序时，他再次强调“吴汉全在学术上一直是很努力的，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

吴汉全到底有多勤奋？上世纪80年代，学生时代的吴汉全一有时间就会到图书馆翻阅期刊，常常是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一下午。“《中国社会科学》几乎都要被我翻烂了。”吴汉全笑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是边看边‘抄’的，把重点要点以及作者要表达的主要精神都‘抄’下来，看到独特之处，就凝练概括思考，设想若是自己写作会如何切入。”大学毕业后，从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起家的吴汉全，熟读上下卷《李大钊文集》，并同时阅读了五四时期相关人物的文集。在1999年至2019年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10年间，吴汉全“将现代中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书都读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更是成为吴汉全的案头书，“早就烂熟于心了”。

而在研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高一涵时，吴汉全曾誊抄了高一涵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杂志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以及《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累计100余万字的原著，并以批注的形式梳理出研究路径。“边写边思考，100万字的笔记‘抄’完了，一本研究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的书稿也差不多就完成了。”吴汉全进而解释，“并非单纯机械誊抄，写文章也绝不是简单的堆砌材料，学者需要葆有主体性，而批注就是这种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它与读书笔记大致保持着1:10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100万字笔记中思考成文的部分大约是10万字，正好是一本书的体量。”

至今，吴汉全仍保留着每日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哪怕适逢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认真读书、努力思考，这就是我日常的科研状态。”他坦言，“我的文章和专著皆依据‘读书笔记’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写论文也好，著书也罢，吴汉全写作的顺序是“反”着的：他依据笔记，从具体段落或章节内容入手，再凝练小标题，最终成稿后再根据所写，创作出大标题或书名。在我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23届硕士研究生刘宏伟印象中，“吴老师反对目前学界先设框架，后填空式的写作套路，主张题从笔记中来。”而在吴汉全看来，这不仅让读者无法预测文章的排篇布局，更是让文章的内涵更上一层楼。

“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使得人们知道自己是研究什么的，不能什么都研究，结果什么都不是，因而应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研究工作不能集中在一个人物上，那样至多只能成为一个专家，而不能成为大家。但扩大研究领域，仍然要有自己的‘看家绝活’。”多年来，吴汉全从不敢忘记恩师张静如先生的这番教导。他也曾在多个场合中表明自己是在恩师的指导下成长的，“我在党史研究方面之所以能做出一点成绩，皆是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我是1989年结识张先生的，至今有20多年了，其间我曾在先生门下受业3年，受到系统而又严格的学术训练。”据吴汉全回忆，攻读博士期间，他听从导师教诲，深入研读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广泛涉猎了哲学、政治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等书籍，重点学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逐步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至此开启了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道路。

“李大钊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就是吴汉全的“看家绝活”。光是在李大钊研究方面，他就发表论文近百篇，先后出版《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以及《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等3部专著。其中权威刊物《中共党史研究》称《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这部著作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拓性成果，开辟了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就连身为李大钊研究专家的张静如教授也曾在吴汉全博士论文答辩后对他说：“你把李大钊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未来五年，没有人能赶上你。”

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上，他耗费十年心血完成的3卷本、132万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专著”，是“从学术文化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解读”，“为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本土化资源和学术史基础”，于2013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除了“看家绝活”，吴汉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政治学及政治学史研究”“近代中国留学史及中国当代社会史”“党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理论”“中国现代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都很“到位”。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吴汉全的逻辑进路就很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因而，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什么研究，就很难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据了解，明年，吴汉全还将出版5卷本、200万字的《中国现代学术概论》，将研究范围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拓展至“中国现代学术史”。

“我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在学术思想理论上，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学术文化’‘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等提供系列性的、崭新的理论观点；在学科建设上，能推进‘中国现代学术史’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共产党学术文化史’奠定学术研究基础，同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资料文献发掘和利用上，扩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文献的数量，并通过对文献的诠释、解读与梳理，使既存的文献显现其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意义的内涵，提高文献的利用率。”吴汉全直言，学贵有恒，如果心神不定、随风飘荡、人云亦云，是拿不出有价值的成果的。“我的科研理想是，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成果，使读者读了我的著作后不感到失望。”吴汉全说。